历经讨袁、护法等无数运动,共和观念在民国可谓深入人心,由于过去的集权者基本没干什么好事,“独裁”一词在国人心目中,就径直与“反动”联系在一起,任何当权者只要具备这样的特征,都难免招来铺天盖地的指责。
吴安平不可能在西北搞什么共和,所以只好沉默,但在许多国人看来,沉默即是心虚。
第三条罪状也值得一说。冯玉祥指责吴安平肆意侵夺百姓财产,任意羁押甚至处决异见者,为证明此事真实可信,他公布了一份受害者名单。吴安平检查这份名单,发现还真确有其事,只不过其中九成是历次清洗的对象,还有一成是《西北土地法案》公布后,没将《除罪令》放在眼中,进而遭到打击的地主恶霸。
遭到清洗的赃官劣绅不必多说,但正与苏联及合作的冯玉祥,竟将恶霸地主也列名其中,这就有些耐人寻味。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,领导的农会组织,在各地尤其是两湖发展尤为蓬勃,但因准备不足,大量流氓无产者被吸收进来,由此使运动失去控制,对开明地主及富农阶层造成极大冲击,打砸抢掠杀时有发生。
《西北土地法案》同样有土地革命的色彩,但相对要温和得多,是一项以城市化、工业化为导向,以政府赎买、劳力迁移为手段,兼顾散田还林及区块垦殖的系统工程。虽然对视《除罪令》为无物的恶霸型地主,仍不免镇压,没收其大部家财田产,但基本能做到有理有度,而且由于此事是由而下推行,可控性很强,可以说秩序井然。
这些情况冯玉祥不可能不知,但他仍拿甘陕说事,显然是想激起民国层社会和甘陕周边势力,对吴安平及解放军的仇恨和恐惧。要反驳这一谬误,吴安平自说自话没用,他准备过段时间,邀请各大报社到甘陕实地访察,在消除误解的同时,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。
其实这些都是后话,吴安平最关注的,还是西北军的军事行动。
冯玉祥的讨吴通电是在中午发表,但西北军各部却是在十二月五日拂晓发动的进攻,比通电时间实际早六七个小时。
为方便指挥,冯玉祥调整编制,将在宁夏的军队分为了七路军。第一路军是方振武部;第二路军是马鸿逵部;第三路军是韩复渠部;第四路军是石三部;第五路军是刘汝明部;第六路军是孙连仲部;第七路军是门致中部。除此外,还有直属部队,鹿仲麟、宋哲元及其下的邓宝珊、佟麟阁、程希闲、郑大章等师旅都在其中。李鸣钟及蒋鸿遇部则居留绥远后方。
西北军收编宁夏军后,总兵力已近十二万人,除去驻守绥远的一万多人,宁夏境内就有十万大军,包括十多个师及几个独立旅。各师旅的实力,本以马鸿逵、韩复渠、石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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