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益州法纪松弛,德政不举,威刑不肃的局面。
经过再三权衡,又征求诸葛亮等人的意见以后,决定让诸葛亮为主,与法正、伊籍、刘巴、李严等五人一起制定《蜀科》。
诸葛亮深知刘备之心,《蜀科》的制定充分体现了严法治蜀的意图,一经试行,就严厉打击了地方上的豪强势力,各地豪强十分不满,一些与法正关系密切的豪强家族,纷纷找法正诉苦。
为此,法正用当年汉汉高祖刘邦入关与民“约法三章”之事向诸葛亮进言,认为成都初定,宜“缓刑弛禁“,放宽约束。
但诸葛亮认为,不能盲目沿用汉初的法度,应当因时制宜,懂得变通,婉拒了法正的建议。
虽然法正在政治谋略上稍差,然而他擅长军事谋略和各种奇计,他见诸葛亮不采纳自己的建议,也不想与诸葛亮闹僵,就用奇计向诸葛亮施压。
法正本来性格恩怨分明、睚眦必报,他掌握蜀郡的军政大权以后,曾经对他有过小恩惠的人,都受到他的照顾而出仕。
而与他有过矛盾的人,他正不知如何处理是好。
法正才华横溢,名声不错,又是名士法正之孙,刘焉和刘璋都给过他机会。
但因为法正本身在政略上的能力并不十分出色,有几个嫉妒他的人抓住他的一些错处进行诽谤和诬陷,虽然经过监察并没有发现什么真凭实据,但也爆出了他政绩平平的事实,因而升迁无望,让法正陷入怀才不遇的境况。
刚好诸葛亮主持的《蜀科》在蜀郡试行,他就利用里面严苛的法律条款,对这些人加以报复。
法正甚至断章取义,曲解《蜀科》的法律条文,擅杀原来毁伤自己的数人。
如此一来,弄得以前与法正不对付的官员,人人自危,很多人都寻找新的靠山。
也有的人愤而告发法正,这些人都不约而同的找到了主持《蜀科》修订的诸葛亮。希望他能够禀报刘备,不要让法正作威作福。
诸葛亮深知法正是深得刘备宠信的肱股之臣,劳苦功高,向刘备告状,只能让主公为难,并影响两人的关系,因此不加过问。
但诸葛亮还是借助《蜀科》的修订,给法正写了一封《答法正书》,他在信中写道:
“君知其一,未知其二。秦以亡道,政苛民怨,匹夫大呼,天下土崩,高祖因之,可以弘济。刘璋暗弱,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,文法羁縻,互相承奉,德政不举,威刑不肃。蜀土人士,专权自恣,君臣之道,渐以陵替;,宠之以位,位极则贱,顺之以恩,恩竭则慢。所以致弊,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,法行则知恩,限之以爵,爵加则知荣;恩荣并济,上下有节。为治之要,于斯而着矣。
心中晓以大义,告诉其更深一层的意思,法正拜服。自此以后,西川四十一州地面的治安状况好转,百姓安居乐业。
马谡也彻底离开军队,前往绵竹担任县令,但他还是带了邢道荣、方山、田石三人和数百名心腹卫士,充当官差衙役。
绵竹是成都的最后一道防线,吴懿在那里驻军防守数月之久,是双方交战的前线。
因为吴懿献城,绵竹城并没有因受到强攻毁损,但粮草消耗颇大,缺粮的老百姓很多。
好在官仓还算充实,马谡下令开仓赈济百姓,军民大悦。
那时候的县令,作为一县的父母官,手下的辅助官员并不多,大小事情都需要管,应该是忙不过来。
事实上,那时候的县太爷相当清闲,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内容,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,主要工作就是课农和审理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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