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替苏轼鸣冤,然后弹劾王安石那个团队中的任何一人,都太符合常理了。
毕竟,在这次事件中,虽然苏轼远走黄州,但却让他的声望更进一步。
而王安石却因此落了个不容人的名声。
这时候,如果有亲近苏轼者,对王安石那个小团体的任何一人开炮,这就不再是王安石和苏轼的恩怨了,而是两个小团体之间的争斗。
如此,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王安石的恶劣影响。
“尧夫以为需要派员西行?”
王韶现在相当于一路主官,整个河湟一带的军务、政事均由他一人主导。不是秦州路监察衙门权限之内,也不是熙河军伍监察的权限。
调查王韶,或者说调查整个河湟的衙门是不是欺上瞒下,需要总监察衙门派员。
“陛下,王子纯一事不适用既往不咎。陛下在诏令中提出,既往不咎是指自诏令发布即日起,所有不法行为均停止,不再有持续或者延续性侵害。”
“而王子纯主河湟开边,若存在谎报荒田,欺瞒朝廷的事实,这一行为并没有因陛下诏令发布而停止侵害,整个侵害过程还在延续,甚至一直延续到河湟开边一事结束。”
“无论是朝廷的免税政策,还是朝廷划拨专项用于开垦荒田的钱粮,都是对国朝的侵害。是故,臣以为,应派员调查。”
范纯仁进入角色了,在监察衙门体现的能力,要比他治理州府的能力强很多。
“那就派员调查吧!”
赵曦对于王韶是不是瞒报很清楚,就王韶奏报的荒田,在赵曦看来还有很大的潜力了挖掘。
那一带在后世是几个县域,荒田只多不少。
至于说调查,不一定要有结果,而是要监察衙门的作风让臣工们了解了。
还有就是,可以从调查王韶一事中,看看这出戏到底是谁在导。
让赵曦意想不到的是,就在总监察衙门派员西行之后,王韶奏报说河湟开始试种棉花了……
朝臣的思维,还是在惯例中。如王安石上奏举兵法,如王韶奏报试种棉花。他们都以为错对在于君王的态度,而不是条令条例……
虽然不是挟功图报,却一样表达了自己的不可或缺。
王安石出举兵法,是想告诉官家,他一致倾心致力于变革,对于国朝的任何困境,他都有相应的新法。
王韶奏报试种棉花,同样是告诉官家,他从来没忘记过官家的教导。就连棉花这样的小事都记得清,又怎样会忘记开拓河湟的初衷?
看来,监察衙门的这股新风,任重而道远啊!
特别是这个让人遐想的开局,让朝臣对监察衙门的作用产生了怀疑。
想到这些,赵曦不由的就会想起王安石那个儿子王雱。
怎么说呢,从某种意义上,王雱确实是个人才,可惜他把聪慧用错了地方,为表现自己,不择手段……当然,这些都建立在这一连串事件都由他谋划的基础上。
或许是自己想多了。
赵曦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,似乎能找到他谋划的痕迹……借势、混淆视听,最终达到目的。
用目的逆推,是找到搅局者的最好方式。
问题是,除了把苏轼送去黄州,赵曦找不到对于王安石或者王雱其他的目的。
搅乱朝堂,或者用乱局让监察体系的推行搁浅?这对于他王家并没有任何好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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